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写到“积累莫返之害”，说的是，以前“并税”改革减下去的税赋，以后总会变着花样给你加回来，而且越加越重。
清华大学历史学院的秦晖教授称之为“黄宗羲定律”，并税改革短期内可以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长期看，大都事与愿违。他这么解释原因：
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
“黄宗羲定律”之所以成为“定律”是因为它很稳定，在不同时代重复出现。根源不在于税制，不在于税种是否应该合并、税率应不应该降低，而在于体制。
比如唐代后期实行“两税法”改革（夏天、秋天各征一次税）。按土地的多少，以财产为税基，土地多、土地质量好的农户多交税，把户税、丁税（人头税）给合并了进去。
只要土地面积不变，农民生再多孩子，也不用多交人丁税。也就不再需要藏匿自家人口了，可以光明正大生四五个娃，这算是给农民减轻了负担，释放了“生产力”。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不够钱用，又开始征收人丁税，说：“之前把人丁税取消了，现在收人丁税，是新税种。”但是，之前的人丁税并没有取消，只是被合并进土地税中。现在重新收人丁税，其实是重复征税，一只羊被拔两次毛，农民的负担就累加得越来越重。
外国也有类似的现象。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中提到一个案例，法国某省要征发农民服徭役修道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当地官员就从每个人农民身上征一笔税，建立一个基金，用来雇人修路。基金经营得好，的确也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
然而，后来官员“想法子”挪用了这笔基金。很快，农民就又要服徭役了。双重负担：钱要交、活照干。
减税的同时，若是政府不瘦身，那财政肯定不够花。官员只能变着花样把减下去的税收再找补回来。减税一段时间之后，把名义上减的税也恢复了，农民等于交了两份钱。
减税了，财政也要量入为出。《论语 颜渊》篇中，子贡问政：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精髓。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当政者。」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已在剩下的两个条件里还要拿掉一个，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去掉粮食。谁都会死的，但没有信任，国家才会灭亡。」
减税之前，大家心知肚明税重，对于各种避税的小手段，朝廷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朝一日，朝廷宣布减税，各级衙门为了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开始“严格执法”。朝廷都减税了，小商贩还敢玩避税小伎俩，简直太不知趣了。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国力不振，但国库税赋收入却同比增长，这也算是“合理侵害权”的实践吧。减税不瘦身，那么多皇亲国戚，闲来无事就去严格执法创收，对小商户不见得是好事。
参考资料：
- 文昭，减税与”黄宗羲定律” ，2018.12.21
- 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2000.11.3
- “合理侵害权”之我见：某些法规，看起来十分荒谬，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触犯它。平时不执法，大家也不当回事。有需要的时候，这条法律，指哪打哪，没有落网之鱼。
2019/3/9, S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