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A Re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Arnold Kling 阿诺德·克林, 2016.

这本书从分工说起，属于亚当斯密的正统经济学，但说法是新的。作者认为分工是经济学的最核心概念，而不是稀缺。

经济学范式

克林认为，经济学的命题不可证伪，不属于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像历史，无法设计实验验证。这跟张五常的观点不一样，张五常从边界条件的变化，看需求变化，以此推出可证伪的推论，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但经济学考虑的问题太过复杂，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什么是边界条件；由于研究它的人本身就是它研究的对象，是的它尤为复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不像物理学那么清清楚楚，当代高中生都比先贤亚理斯多德知道得多，但是有多少经济学家能预判出经济走向呢？多为事后诸葛吧。

比如经济学的供求关心模型，按教科书说，它是一条倾斜向下的曲线，产品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这里有个真实的例子，某年，大学把学费提高17%，然而该学校当年申请人数及录取人数却明显高于前一年。为什么价格上升，需求反而增加了呢？经济学家说，这不算证伪了需求定律。因为当年有某些特殊情况，比如奖学金提高了，比如大学排名提高了，比如学生觉得越贵的大学越好，导致今年与往年不在同一条需求曲线上，不同的需求曲线，没法比较。需求定律说的是，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需求下降。那到底什么是不能变的条件呢？至少时间总是在变的。事情发生之前，经济学家无法提前预判，反倒是通过事后诸葛的方式，重新解释，圆回来，并非科学的作为。

当然，非科学不等于不靠谱。更何况“可证伪”只是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一个科学哲学概念，后来的托马斯·库恩，他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对于某个自然规律的共识。一个异常能证伪一条科学命题，但要改变范式，需要很多异常行为才行，也不叫改变范式，而是叫科学革命。范式与贝叶斯原理有共通之处，非凡的洞见，需要非凡的证据，而且需要大量的非凡证据。

克林提出了“解释性框架(interpretive framework)”，跟张五常的“经济解释(Economic Explanation)”不同。张五常使用可证伪标准，克林采用的是范式。克林认为各种经济学模型，不像物理学模型那般可证伪，不属于科学命题，只是解释性框架。

正是因为不可证伪，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学科才像一个江湖，而不是奥运赛场。大家互相不服气，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各路学者往往提出各种大相径庭的解释性框架去解释它。正因为解释性框架不会被一两个事实击垮，所以，即便是过时的理论，也会有很多人捍卫，因为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直到相信它的一代人死去，直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解释性框架不对，直到越来越多的新学者转为支持新的范式，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像物理，当你知道两个不同重量的小球自由落体速度一样时，你就再也无法相信亚理斯多德说的下落速度跟重量成正比了。

市场的比喻

我们使用比喻，通过已知（喻体）与未知（本体）之间的部分特征对应关系，理解未知事物。但比喻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可能反客为主，限制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深入理解。比如把国家经济比喻成机器，经济活动中的各部分像飞轮一样，相互推动，经济蓬勃发展。从机器的角度看，它是由人设计的，用来实现某些功能，有运行监控日志，需要动力来源，类比到经济，就变成了，经济也可以搞顶层设计，它要实现的功能是提高GDP、促进就业等等，衡量指标是 GDP 增长率、就业率、厂房、原材料等等，要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可以增发货币、扩大财政赤字等等。

比喻反客为主的例子也出现在物理学中。比如，物理学家用“时间箭头”的比喻，说时间的流失的单方向的。但如果时间是箭，那箭是谁射出去的呢？时间的源头是哪里呢？我们使用了“箭”的单方向性，却被“箭”射出的源头限制了想象力，认为时间也需要源头。但时间不是箭，不需要被射出，霍金证明宇宙大爆炸可以无缘无故的发生，不需要谁点火，不需要非得有“炸药”这种“物质”。同样的，万有引力约束月球绕着地球转而不撞向球，地球绕着太阳转却不撞向太阳，也不需要“第一推动力”。

克林认为，把市场经济比喻成机器这一说法，把萨缪尔森那一派经济学家都给绕进去了，是个死胡同。更好理解是，把把市场比喻成互联网。互联网有很多功能，我们可以在网上购物、娱乐、交友、分享信息，市场也这样。互联网讲究分工与合作，各尽所能，通过交易获取所需，市场也这样。互联网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无数参与者共同构建，市场也是。互联网有很多无形的东西，包括知识、数据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市场的好坏，不能单看有多少有形资产，有多少厂房、机械设备、自然资源，还要看很多无形的东西，比如个人和集体的知识、社会规范、政府能力、教育水平等等。

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台机器，是工程师思维。把它比喻成互联网，或是热带雨林，则是生态学家的思维。热带雨林讲究物种多样性，讲究自由竞争自由淘汰，讲究生态平衡，而不是控制，更不是把毒蛇、“害虫”赶尽杀绝。

市场的确会有出状况的时候，但那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经济学家的模型失灵。市场出问题不应该由政府搞宏观调控解决，而应该由市场参与者，企业家去自动解决。企业家可能会犯各种错误，但是政府会犯更大的错误。

家庭、公司、国家

市场是现代经济学家的最大共识，但并不意味着要在所有组织中都使用市场规则。使用何种规则分工协作，由“组织”都规模（scale）决定。

在一个家庭或十几人的小团体中，完全可以各尽所能自由协作，不用谈钱，也不用谁命令谁，完全可以搞成一个温馨的小社区。因为这里只有简单的合作。比如比如小孩子做家务，没必要洗一个碗、倒一次垃圾，明码标价。比如“野外”烧烤聚餐，有人点火，有人串肉，有人烧烤，有人涂酱油，不用讲究职位高低，不用计较谁干多干少，谁吃多吃少。

在一个公司中，家庭式各尽其能的温馨模式就不适用了。指令模式最方便，有中央计划，有上下级关系，由领导来分配任务。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公司内部搞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克林认为，公司和市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任务的价值是不是可见的。如果公司明确知道你的这个任务值多少钱，那就没必要把你变成公司的雇员，直接把任务外包给你是最好的办法。事情往往是团队一起协作完成的，很难评估每个人的效益，这种情况下，市场的作用不大，最好用指令分配任务。

如果是一个国家，在战乱或自然灾害等极端条件下，计划经济会很高效。但在和平年代，要让经济持续发展，要出现颠覆式创新，就必须采用市场制度。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或纯粹的计划经济，都是不同程度的混合。

关于经济学，记住“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关于宏观经济学，记住“国家不是家庭”。第一句话提醒你思考机制，理解“看得见和看不见”，看到政策的二级、三级后果，看透那些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第二句话提醒你思考规模和复杂度。有了这两个思考，人就不会犯大糊涂。

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

经济学上有个“公地悲剧”的说法，讲的是无主的公共资源会被滥用，涸泽而渔，不可持续，也称为“公有资源的灾难”。比如一片公共鱼塘，大家抢着捕鱼；一片公共牧场，大家抢着放牧；一片森里，大家抢着砍伐；虽然明知这么做不可持续，但因为它无主，没有约束，其他人都抢资源，若自己单方面适可而止，对资源的合理使用没有任何帮助，反倒损失了自己的利益。这些情况属于各自为了最大化自己对利益，导致集体利益受损，最终导致自己的个体利益也连带受损。

科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产权私有化。一片有主的草地，草地拥有者自然会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至于过度放牧。同理，农民要限制牧民的羊群吃自己的小麦，若是水田无主，那么究竟是牧民要赔偿农民呢？还是农民因为限制牧民的羊群，而要赔偿牧民呢？若是水田有主，无论它属于农民还是牧民，在小麦和羊的市价指导下，会达到同一个平衡点。羊贵，农田主人会选择让羊吃小麦；小麦贵，农田主人会限制羊群，保护小麦。无论农田主人是农民还是牧民，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但并非全部东西都可以“私有化”，比如空气。无主的空气，若是工厂生产活动造成空气污染，人民要求工厂停止生产。那究竟是工厂损害了空气质量，要赔偿人民呢？还是人民限制了工厂的生产，影响它获利，要赔偿工厂的损失？空气治理的费用谁出？面对“空气”这种资源，总不能将空气私有化，让人民付钱呼吸空气，让空气拥有者管理空气污染。这就需要把空气交给政府管理，哪家工厂造成空气污染，由政府出面跟它打交道。

市场的作用是让人对价格做出反应，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供需平衡。所谓市场失灵，是个人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应与公共利益相反，供需关系失衡，导致市场上某类产品过多或过少。比如，若是不考虑空气污染的治理费用，钢铁厂只在乎市场需求，就会过渡生产，而损害到其人的权益（健康空气）。

要注意，政府只是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这里说的“利益集团”不见得是全国人民。尤其是，当公民没有选举权，无法结盟，无法选举出代表自己利益的“利益集团”时，公民的权利就会被强制让渡给大的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在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我们大概可以把市场参与者分成“生产者集团”和“消费者集团”。比如提高进口关税，就属于让消费者补贴生产者，政府分一杯羹的行为。比如房价，住房的拥有者、投资者、提供房贷的公司，这些人形成的利益集团（无需坐下来签联盟协议，共同的利益自然把他们绑在一起），他们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提升房价，而且会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强化房子作为“必需品”的观念。没房一族，也会呼吁政府限制房价。但两个利益团体的竞争，强势的会胜出。所以无论政府表面上怎么说，所谓的“民意”如何，房价只会体现强势利益团体的意志。

克林说，凡是那种一手补贴、一手限制市场准入、从而导致涨价的政策，都可以说是恶政。没有政府插手的领域，市场总是让东西越来越便宜。政府插手的地方，却有可能让东西越来越贵。如果做一件事对所有人的好处都差不多，而且人们讨价还价做这件事太麻烦，那么让政府做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做一件事只对一部分人有好处，或者对有些人的好处大，对有些人的好处小，而市场交易又比较方便，政府干预就是没道理，就是“以权谋私”，代表某些利益集团收刮其它团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一部分人的住房，对其他人公平吗？用全国人民的钱建设几所精英大学，只有少数人能上，这对吗？

经济周期：明斯基时刻

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有两个作用：转换风险，转换期限。

经济活动中有一类人需要大量基金，长时间使用，用于投资某些生产活动，利己利人。还有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有少量闲散资金，愿意放贷出去，但放贷周期不长。考虑到散户的群体很大，若是把小量、短期限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就可以形成大量、长期限的资金（因为在一定期限内，只会有一小部分人取回一小部分的资金）。银行在这两类人中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从散户中筹集资金，放贷给第一类人。

要扮演这个中间人角色，“声望”尤为重要。任何中间人性质的金融机构，有声望，散户才信你，才敢把资金交给你。但是声望这个东西，天生就很脆弱。据此，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hilip Minsky, 1919-1996）提出了一个解释经济周期的模型。经济周期分为三个阶段：

一、避险金融。金融机构声望低，能筹集到的散户资金有限；以稳健姿态，投资低风险项目，提高声望。

二、投机金融。伴随声望提升，吸收到的存款增加，开始投资长周期、大风险项目。

三、庞氏金融。“旁氏”二字出自“旁氏骗局”。金融机构获得了超过真实实力的声望，大量散户资金涌入。金融机构手里钱太多，开始投资高风险项目。

明斯基认为这三个阶段总是按照顺序循环发生。开始的一、二阶段，进展缓慢，声望伴随着投资的成功慢慢累积。到了第三阶段，庞氏骗局在资金链断裂的瞬间，崩盘，金融机构的声望下跌。散户不再相信金融机构，对未来不再乐观，金融机构没有资金投资项目，经济进入衰退。然后是新的一轮循环。这个循环并非匀速，声望缓慢上升，断崖式下跌。所以，经济周期曲线，总是缓慢的上升，伴随着一个突然的下跌。经融危机爆发前一刻，被称为明斯基时刻。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怎么增加就业。

政府通过两个办法刺激经济：一、财政政策：增加赤字，政府直接花钱，提高总需求；二、货币政策：让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增发货币。大量货币涌入市场，它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这是政府最大的噩梦。政府通过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是由约翰·凯恩斯提出，现在我们称这种策略为“凯恩斯主义”。通俗凯恩斯主义的意思是，消费刺激增长。只要公司愿意投资、消费者愿意花钱，经济就能起来。

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有弊。货币政策有滞后效应。货币像水又像蜜，它在经济生活中无处无在，但大量货币的扩散，需要时间。货币增加，刚开始，也许能让企业感受到“钱更容易挣了”，然后开始扩大生产，招聘大量工人。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进而消费提高，形成正反馈，经济开始好转。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人们忽然发现，自己挣得多了，但是生活成本也变高了，才意识到，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没有提高，只是“纸币”多了，同样份额的“纸币”对应的“货物”变少了，这就是通货膨胀了。尤其当人们意识到政府是在不负责任地“乱花钱”，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对货币的信心不足，拿到钱之后赶紧把它花出去，形成“自证预言”的恶性循环，导致政府的噩梦：恶性通货膨胀。

试想一下另一种情况，央行印了大量货币，但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贪官的口袋，成吨成吨地存在各地豪宅中。若是在某个时刻，这些货币涌入市场，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国家可以改版货币，限制人们在一年内将旧币兑换成新币，也许是个不错的方案。但是，在电子货币时代，这招还有用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若是我们看到政府大量花钱，央行降低利率（存钱利息低，鼓励大家消费），我们就可以判断，也许经济危机来了。

参考：以上内容参考万维钢精英日课3《分工与贸易》系列

2019/1/30, Wed

作者：岸见一郎·古贺史健，2015/4/17中文版。

这本书说的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思想，他与弗洛伊德同时代，但观点不同。阿德勒的学说不是心理学，而属于哲学，是一套强人的生活哲学。

心理学，描述“实然”，描述客观世界是什么样，人是怎么回事，需要实验验证。哲学，可以研究“应然”，可以说人应该怎么样。但哲学不等同于鸡汤，鸡汤往往是逻辑混乱的人生格言，道德自嗨，是弱者的避难所。哲学是思辨的产物，需要严密的逻辑，要经得起推敲，可以不接地气，但要自成体系。

进步、幸福、自由、选择

阿德勒暗示，（1）人生有三个不言而喻的追求：进步、幸福、自由；（2）人可以选择。

对自由的追求程度，区分出强者与弱者。强弱之分，不在于具体的技能，也不是性格上的“强势”，而是气度和勇气。弱者认为，进步才能换来幸福，而自由可有可无，或只是自然的结果，比如财务自由。强人路线则要求自由优先，以自由为前提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知道什么是幸福，自然就知道怎么处理进步的问题。

是否拥有自主选择权，是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最根本区别。弗洛姆认为，自己的童年、家庭环境、父母子女关系，造就了自己的性格，这是“决定论”。阿德勒认为人的自我选择，造就了自己；即便是性格扭曲，也是个人出于某种目的，主动选择了这个扭曲的性格，这是“目的论”。你的生活模式（性格、行为规律、与人交往的方式、自我定位），完全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与其他人、与以前发生过什么，都无关。

比如有人性格孤僻，害怕外面的世界，不敢出门只能呆在家里。并非生性如此，没得选，而是他选择了性格孤僻。他知道孤僻不好，但却对他有利，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孤僻性格为借口，选择不出门，一直呆着，还有父母照顾他。弱者很善于把过去的不幸和性格的缺陷当做武器使用。他会抱怨这些不幸和缺陷，但是他需要不幸和缺陷。改变需要勇气，他拒绝改变。现实生活中，既有险恶环境中长大而性情优雅的强人，也有家庭条件优越而性格猥琐的弱者。

阿德勒不认为人会被自己的情感控制。比如怒气，前一刻还怒气冲冲骂着自己的学生，接到上级的电话，瞬间就能和颜悦色地跟老大说话；放下电话后，又可以瞬间切换，接着骂学生。并非他性格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他被学生气坏了遏制不了怒火，而仅仅是他选择了发怒，把怒火当成控制学生的手段。本质上，跟那些强忍怒火，和颜悦色地motivate学生的教授，一样。

所谓自由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认为，无条件的、不出于任何目的地去做一件事，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因为这件事能给我或他人带了什么东西，仅仅是出于“义务”，认为自己“应该”做。这种道德称为“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唯一逻辑自洽的道德标准。

与之相对的是“假设律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它伴随着“如果……就……”的逻辑。如果能让我活下去，我干什么都愿意；如果能满足口腹之欲，我就愿意爬山涉水；如果给我高薪，我就愿意放弃休闲时间。康德把所有能牵着你鼻子走的力量，称为“倾向性（inclination）”，比如恐惧、贪婪、感情、同理心、生存压力、利益诱惑。凡是出于倾向性而做事的行为都是不自由的，也是不道德的。

自由就是不受驱使。既不被别人驱使，也不被自己的欲念驱使。人不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不做工具，也不拿别人当工具，不受人利用，也不利用别人，这才是自由的人，才是强人。

阿德勒解决了怎么把康德的最高原理应用于生活的问题。

现代社会，最能驱使我们的，是别人的“认可”，因为世俗的成功就依赖于他人的认可。申请博士入学，需要导师的认可；毕业答辩，需要学术委员会的认可；发paper、申请基金需要同行评议的认可；找工作需要面试官的认可；升职加薪需要上级的认可；社会影响力需要公众的认可。而如果处处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活，总想着“earn credit or lose reputation”，那就处处受驱使，人就不自由。

被“认可”驱使的人，干什么都爱跟人比较。跟“理想的自己”比，不满现状，努力奋斗，是追求上进的健康心态。跟别人比，自惭形秽，进而自卑，或产生“自卑情结”。见人就诉苦，说自己天生笨，做什么都做不好，从小到大都被欺负，博同情，把自卑当成借口，甚至是控制别人的武器。反之，则是“优越情结”，到处炫耀优越感。手机必须用最贵的，衣服必须是名牌，而且logo要特大号的，简直是强烈的自卑导致强烈的自尊。

所谓平等

人幸福与否取决于“人际关系”，而被“认可”驱使的人，他的人际关系是“纵向”的，非要把人分出三六九等，总想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即便是位极人臣，也担心被人比下去。这种人并不自由，甚至算是被“认可”所统治的奴隶。而想在人际关系中获得自由，就需要建立横向关系。

自由的人跟别人相处，都是讲平等关系。在社会分工中，老板可以给你安排任务，你服从安排，这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你认同这个工作应该这么做，才去做，而不是惧怕老板。在开明、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中，下级做对了，上级应该表示感谢，做得不对，上级可以帮助他，而不是通过表扬或批评来操作他。那些特别土的地方，才会出现下级害怕和奉承上级，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重赏重罚。

C跟我说，她在加拿大交换的时候，那个导师就是跟自己实验室的学生平等相处。一个本地的硕士生，请假度蜜月回来跟同学聊天，看到自己导师，远远就打招呼说“hi, that guy is coming”啥的，导师也听到了，却毫不介意被叫成“that guy”，而是很开心地问那学生假期如何之类的。教授还会在实验跟学生聊他儿子要结婚了，自己要去休假了，之类的事。反倒是C的一个中国师兄，虽然在那读了好几年书，但面对教授还是比较拘谨。

我的导师Prof Z很少表扬我们，也是因为她把我们平等看待，她想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团体。她不会当面表扬任何人，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写论文，做好了不表扬，做差了不批评，但总是给建议。最多不过是说谁的报告做得不错，大家要向他学习。她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给她画个图，她说谢谢；给她准备一段材料，她说谢谢；放假帮忙赶proposal，她也说谢谢。也许是她把我们当成平等关系，所以既不表扬也不批评；她不通过表扬或批评motivate我们做事，而是想法子了解我们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在她想做的事与我们的目标之间寻找共同点，以此motivate我们。回想起我博士最后一年，脾气十分暴躁，Prof Z不介意，还说自己博士最后一年也脾气暴躁，她导师都不敢惹她。我读博士期间总想获得她的认可和表扬，原来是自己并非自由人，思想比较土？当然，考虑到现实情况，官大一级压死人，令行禁止，也不见得就是“土气”野蛮，也许单纯是为了“效率”。

不被别人的认可驱使，不再担心别人是否认可，这就是自由，也是“被讨厌的勇气”。

所谓幸福

幸福=贡献感。幸福不来自于与他人比较，而来自于贡献感，“贡献感”跟“贡献的大小”无关。幸福是你出于对社会的关心，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找到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财务自由之后，跑去非洲搞慈善，最近几年还成了书评人，写博客推荐书；JK罗琳成名之后，还努力写作。比尔盖茨的书评事业注定没有结果，JK罗琳也几乎不可能成为比JK罗琳更能成功的作家，但是他们需要保存对社会的贡献感。

“贡献感”符合了康德对自由的要求，因为它是由你自己决定，你认为自己做出了贡献，你就做出了贡献，就能立刻获得幸福。想起一个不太沾边的小故事。海边的沙滩上到处散落着退潮留下的小鱼，一个小女孩满头大汗地将小鱼捡起，一条一条仍会海里，大人劝说不要白费力气，这么多也捡不过来，更何况没人会在乎，小女孩一刻不停，捡起鱼就立刻往海里仍，边扔边说这条在乎，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这就是贡献感，只要你自己觉得自己做出了贡献，拯救了小鱼的生命，你就立刻获得幸福感。幸福感可以来得很简单，路上看到散落的垃圾，随手捡起扔进垃圾桶，也是给城市清洁贡献了一分力，只要你这么想，那就有“贡献感”，就有幸福感，就是这么主观。若是总想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总想着获取利益，而不是想着contribute，那就陷入到“如果……就……”的逻辑，变得不自由。

贡献感不需要分大小，不需要非得达到一个什么客观标准才能获得贡献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可以不被外界的标准牵引。贡献感非常可控，你随时都可以单方面认为在这件事上自己已经做了贡献（只要能说服自己的内心），所以贡献感也不会被某些不可满足的欲念驱使。也许你做的这件事别人根本看不到，也许别人还误解你，但是没关系，你自己知道你做了贡献。

以贡献感为指引，人就既能自由，且幸福。

参考：万维钢精英日课3《被讨厌的勇气》系列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这本书名让我想起费曼的那本以他的一句名言为题的书《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他用这句话追上了他的第一任妻子Arlene。书中这么说：

I thought one should have the attitude of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I said, “We should listen to other people’s opinions and take them into account. Then, if they don’t make sense and we think they’re wrong, then that’s that!”

Arlene caught on to the idea right away. It was easy to talk to her into thinking that in our relationship, we must be very honest with each other and say everything straight, with absolute frankness. It worked very well, and we became very much in love — a love like no other love that I know of. 

2019/1/23, 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