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之术——《春秋大义》摘录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 于是乃去其督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飱其质, 厚葬久丧以伣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淮南子 道应训》)

武王伐纣得江山后不久,问出了一个经典政治难题:“我夺了商纣王的天下,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作乱行为,如果后世效法我的样子,导致兵患连绵,可如何是好?”

当初齐宣王也为这个事疑惑不解,请教过孟子: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 梁惠王下》)

周武王弑君完全不符合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事实摆在眼前,难道还能用“话术”绕过去?孟子说:“纣王把自己摆在仁义的对立面上,我只听说过一个叫纣的大坏蛋被周武王杀了,没听说过弑君的事情发生。”弑君是不可以的,但是纣王是大坏蛋,既然君不君,那就可以臣不臣。

齐宣王是从学术的态度纠结礼法这个事,周武王是从实用的角度问坐天下的方法:“我以臣弑君、以下犯上,夺了前朝的江山;可我不想让别人用同样的借口夺我的江山,怎么能预防别人这么做?”

姜太公的回答是:大王能这么想,很好。就如没捕到猎物之前,怕箭射太轻让猎物跑了;猎杀成功之后,又担心猎物伤口太大,伤了皮质。(灭商之前,总想增加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合法性;自己坐天下之后,又想降低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合法性。买房前嫌房价高,总盼着房价跌;买房后又嫌房价不涨高。)接着他给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您如果想长久地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着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同时,用繁琐的礼乐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各自安于本职工作,养成他们安逸的心态,让他们的脑袋从清清明明变成浑浑噩噩。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再摘掉他们的头盔,给他们戴上以翎毛装饰的帽子;解下他们的刀剑,让他们手持笏板;制定为期三年的守孝规则,以此来限制他们的生育;大力宣讲等级秩序和谦卑退让的精神,让他们不起争斗之心;多给酒肉让他们好吃好喝,再用音乐使他们好玩好乐,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丧使他们耗尽财产,让他们为丧事置办奢侈的陪葬品,这样来使他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挖壕沟、筑城墙来耗费体力。这样做下去,就没有多少人还能犯上作乱了。——只有这样移风易俗,就可以永保江山。”最后归纳为《老子》的一句话:“万物在自然变化中萌生了私欲,我将以道的质朴来镇住这些私欲。”(熊逸《春秋大义》)

这里提出的政策真是触目惊心。基本意思就是,政府要主动搞点事出来,把人民的时间、财富、健康消磨殆尽,不然人们就会搞事。不论是“无为而治”还是“垂拱而治”,都是指让老百姓疲于奔命,管理者就可以无忧无虑了。

自由无非是思想的自由,财富的自由,和身体免于疾病的自由。

搞点政治教育,故意让大家看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教育问题,但就是磨磨蹭蹭地不改,给大家一个动脑、吐槽的机会。垃圾问题垃圾时间,垃圾的问题自然能垃圾掉大家的时间。让老百姓对付着动下脑经,也就没有时间思考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了,也不会随便搞事了。

一方面要让人民的财富增长起来,维持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有把他们的财富消耗尽,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出某种刚需,比如房子,背上房贷的压力,成为房奴,也就没钱搞事了。最怕吃饱了撑出来的问题。人穷容易管理,胃被捏着的人,自然听话。一个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为了打发寂寞时光去做小职员,赏罚对他都会失效,这种人奖金看不上,把薪水扣光也不在乎,实在让老板头痛。

要想让政权稳定,要想让老百姓都能乖乖听话,让他们富裕起来未必是一个恰当的办法。这事没有那么简单,可称得上是千百年来的一个政治难题:百姓们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贫穷,否则都容易出乱子,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才行,于是,似乎很多税收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经济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熊逸《春秋大义》)

让人吃惊的是,守孝三年,竟是为了计划生育。表面上是鼓励人们对父母尽孝,暗地里却藏着节制生育的险恶用心。而鼓励厚葬先辈,是为了让人民耗尽家财。

姜太公开出的是一张详尽的愚民计划书。表面上打着《老子》的旗号,实际却融合了儒、道、法三家的愚民思想精粹。

“鬼神以畏之”就像是孔子的意思。孔子是无神论者,却主张严肃祭祀、敬拜鬼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论语》中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算是一个例子,虽然解释历来有争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却是无可争议的愚民思想。祭主的时候,就如祖先真在那;祭神的时候,就如神真的存在。也就是说:

我知道祭祖的时候祖先是不在的,我也知道祭神的时候神仙也是不在的,可我还是照祭不误,我就假装他们都在呢。

墨家大力攻击儒家这种鬼神观,说很难想象一个无神论者居然一本正经地教育大家求神拜鬼,分明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行径。而事实上,儒家这种口是心非是愚民的手段,只是《论语》《孟子》都没有挑明,荀子才打开天窗说亮话: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gé)诡唈僾(yìaì)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qiè),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zhuó)、桓、箾、简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敦恶之文也。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宾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荀子 礼论》)

开始强调祭祀要诚心,情感要真。接着说:

感情的表达和礼仪的反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圣人才明白。圣人心知肚明,士君子安然施行,当官的把这当作自己职责的一部分,老百姓把这当作风俗习惯。在君子眼里,祭祀是在尽人事;在老百姓眼里,祭祀就是和鬼神打交道。所以,各种名堂的音乐都是君子们表达感情的工具,各种形式的服丧礼节都是君子们表达哀恸的手段,就好比军队有军纪,刑罚有尺度,君子感情的发泄一样是有规则和尺度的。虔诚地奉献祭品,如同鬼神真的前来享用似的;主人脱下祭服,换上丧服,送走客人之后回到原位哭号,如同鬼神真的离去了似的。悲哀啊!虔敬啊!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侍奉亡人如同侍奉活人,这就是礼仪。(熊逸《春秋大义》)

一个字,“装”。基本跟事实无关,《荀子 天论》中说得更直白: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荀子 天论》)

“搞雩祭求雨,结果真就下雨了,为什么?”回答:“不为什么,不搞雩祭,该下雨的时候自然会下雨。日蚀、月蚀发生,大家敲锣打鼓救日月;天旱大家搞雩祭来求雨;有疑难问题就占卜决定,这些事情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搞雩祭、占卜什么的不管用,就是个幌子罢了。君子知道这些都是幌子,可老百姓却以为是神灵的作用……”

荀子这就是欺负老百姓不识字,所以公然出来蒙骗傻小子:上流社会的深层用意不足为下层人民道。

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恰好是“意识到宗教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所以才从实用性的意义上来宣扬“封建迷信”,在一本正经的脸孔之下藏着一颗偷着乐的心。就这样,两千多年来,那些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恭敬地相信祭祀是真的在和鬼神打交道的人全都受骗了,看来学习儒学切不可只读一部《论语》就算完了。

愚民之道和说谎骗人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骗进去——儒家还就真出了这个问题,宗师开创的骗人之术原本只瞒着老百姓,可传了几代之后,自己人也相信了。(熊逸《春秋大义》)

2017/4/17, Mon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